来源: 大众日报(济南)　

    1998年4月，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，向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提出了一项国际专利申请，试图通过申请并获得专利权的方式，保护表面上看似他们“发明”的“高产大豆及其栽培、检测方法”。

    两年之后的2000年4月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了孟山都的这项国际申请。长达 90多页的专利申请书中，竟然包含了 64项权利要求，并指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，作为保护其“发明”的国家。

    此举一出，世界震惊。

    已经披露的有关事实表明，孟山都请求保护的“高产大豆及其栽培、检测方法”，居然直接利用了来自中国的野生大豆，这种野生大豆对于完成他们所谓的“发明”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    如果孟山都请求保护的“发明”最终获得专利授权，就意味着申请书中指定的101个国家的任何人，未经许可，不能生产和销售专利保护的大豆产品，包括科研人员利用这种“标记基因”的研究活动，也将受到极大限制就中国而言，极有可能出现“种中国豆，侵美国权”的尴尬情形；中国的某些大豆产品甚至因此无法出口，否则可能会引起国际贸易制裁。

    那么，这种中国野生大豆究竟是如何被孟山都获取的？中国的野生植物资源，面临着怎样的严峻形势？

    大豆是我国最早种植和食用的五谷之一，栽培历史在4000年以上。我国作为大豆的起源地，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种的90% ，已收集保存的样本就超过 6000份。

    作为栽培大豆的近缘植物，野生大豆一般生长在河道边、水渠旁、芦苇塘边以及排水沟附近等潮湿、向阳的环境里，比较喜欢中性土壤或者轻盐碱地，甚至在我国一些沿海岛屿的海滩上，也能发现野生大豆。野生大豆的种子，耐寒能力极强，即使种植在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下，也能安全越冬。

    在我国，东北到黑龙江省，西北到甘肃省，西南到西藏自治区的广大范围内，都有野生大豆分布。

    野生大豆具有特殊的抗逆性，蛋白质含量远远高于栽培大豆，是开展大豆育种的重要种质资源。

    其貌不扬的野生大豆，还蕴藏着罕见的不育基因；小黑豆具有天然的抗病基因，能抗花叶病毒病；100 粒大豆可以重达80克，而最小的野生大豆100粒的重量还不足1克。

    包括野生大豆在内，我国分布着高等植物3万余种，是世界上生物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，也是发达国家掠取生物遗传资源的重要地区。

    从 19世纪末开始，某些西方国家就开始从我国偷采、转运珍稀野生植物。

    与野生大豆一样，素有“果中之王”美誉的猕猴桃，其原产地也在中国。

    1905年，有位新西兰女教师伊莎贝尔，利用假期到湖北宜昌看望她的姐姐凯蒂，当时凯蒂正在宜昌一边教书，一边当传教士。而宜昌恰好是我国盛产猕猴桃的地方。

    当第二年2月，伊莎贝尔返回新西兰时，她偷偷地把猕猴桃的种子带出了中国，回到新西兰后，将其交给了一名学生的父亲，后者又把这些种子送给了当地种果树的农场主爱里生。

    这些猕猴桃被爱里生栽培在农场果园后，于1910年结果。由于猕猴桃富含维生素，味道异常鲜美，因此得到不断驯化与品种改良；加之新西兰的土壤与气候十分适宜其生长，猕猴桃迅速大量繁殖。

    此后，由新西兰培育出来的猕猴桃品种，被陆续引种到了澳大利亚、美国、丹麦、德国、荷兰、南非、法国、意大利和日本等国。

    1952年，新西兰的猕猴桃鲜果首次出口到了英国，此后非常畅销。就是这么一株从中国带到新西兰的野生猕猴桃，使得猕猴桃成为新西兰的第二大支柱产业，新西兰的猕猴桃占国际市场的90% 以上，猕猴桃的鲜果，连同猕猴桃果酒、护肤品等系列产品，以及与之相关的旅游观光产业，每年为新西兰带来高达上千亿美元的巨大效益。中国虽是猕猴桃的故乡，但中国的猕猴桃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占有额却几乎是零。

    事实上，“猕猴桃事件”并非我国野生植物资源流失的第一例，也绝非个案。

    早在伊莎贝尔从中国偷采猕猴桃种子7年之前的1898 年，美国就已派人来到中国，调查和采集了野生大豆品种资料，由此开始引种大豆并大面积种植。

    美国真正大规模地在中国收集大豆资源，应该是在 1925年到1927年，当时有一个美国探险家叫多塞特，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东北收集了1500多份大豆，全数带回美国。1929年到1931年，多赛特与另一位美国人莫尔斯，又收集了包括中国东北、日本、朝鲜半岛上的大豆资源4000余份。

    目前，美国作物基因库中保存的大豆资源已达2万多份，使其成为了仅次于中国的大豆资源大国，其中很多原产我国的大豆资源，已经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美国的专利产品。从上世纪 70年代起，美国就取代中国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。中国大豆的国际地位却连续下滑，先后被巴西和阿根廷赶超，位列第四。

    来自中国的大豆资源，不但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，还曾经挽救过美国大豆生产危机。

    上世纪 50年代中期，美国的14个州发生了大豆孢囊线虫病，大豆生产岌岌可危，濒于毁灭。“救星”便是来自中国的“北京小黑豆”。

    孢囊线虫是 1954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最先发现的，然后逐渐地蔓延。这种病害发生以后使大豆减产，甚至可以绝收。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品种是抗大豆孢囊线虫的，就是中国的北京小黑豆。1965年前后，美国利用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，转育到当地栽培大豆中，培育成了抗大豆孢囊线虫病的新高产品种，从而拉动美国大豆生产迅速复苏。

    像大豆资源一样，在今天，许多由中国流失到国外的遗传资源，已经成为某些国家经济支柱的同时，还被发达国家的生物技术公司作为商业化利用的目标。

    1998年4月，美国孟山都公司就玩起了“基因魔方”为了垄断世界大豆市场，获取高额利润，就其所谓“发明”的高产大豆请求专利保护。

    然而，孟山都使用的这种野生大豆究竟如何从中国流失出去的，一直以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    破解这个谜团，还要从上世纪中美关系的破冰说起。

    1972年，前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，标志着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，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互访也日渐增多。

    就在尼克松访华两年之后的1974年9月，美国向中国派出了植物代表团，大豆专家布尔纳德随团访问。

    布尔纳德是美国著名的大豆种子资源专家，不但负责全美国的大豆种子资源收集和保存工作，并且在遗传学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。

    1974年9月，布尔纳德访华的时间，恰好是中国北方大豆即将成熟的季节。

    布尔纳德访问的第一个地点就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，农科院的水稻研究所地点叫南崴子公社，他就在南崴子公社的草地上采到的第一份野生大豆。据记载，这个时间应该是 1974年9月 4日。

    第二天，布尔纳德在水稻研究所附近又采集了两份大豆资料；随后他们在沈阳机场附近采集了第四份野生大豆标本；第五份资料，没有详细记载。他们的第六份野生大豆资料采集于南京的中山陵附近。9月 17 日，美国植物代表团来到了上海闵行区电机厂内参观。当时电机厂院里的杂草比较多，布尔纳德就在院子里采到了一份野生大豆。最后离开上海之前又在虹桥机场的绿篱上，采了最后一份即第八份。这八份里面有七份都种出苗，分离了以后一共有20份材料。

    遗憾的是，由于当时人们对野生资源的保护意识淡薄，没有及时制止布尔纳德的这种行为，以致留下了无穷后患。

    在后来披露的孟山都专利说明书中，曾经提及使用的这种野生大豆资源是从中国上海附近获取的，它在美国大豆种质的编号为PI407305B。

    庆幸的是，孟山都最终没有在中国提出关于野生大豆所谓的专利权，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

    尽管中国是联合国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的缔约国。依据公约，一国生物资源被视为国家主权范围，遗传资源的取得，必须经提供这种资源的缔约国事先知情同意，而且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，有权“公平分享研究和开发此资源成果，以及商业和其他方面利用此种资源所获得的利益”。然而，这种约定实际上极为脆弱无力，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资源的外流，而且仅仅与别人分享专利成果，更是远远不够的。

   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对外品种交换机构有关专家介绍，某些西方国家在 20世纪初和改革开放至今的两次大规模掠夺，致使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流失严重。尤其1993年以后，随着出访考察、接待来访和合作项目的逐渐增多，遗传资源的引进和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。

    据专家保守估计，我国生物遗传资源引进和输出的比例大概为1∶10 。最近10年输出的生物和遗传资源，不仅在数量上远远高于前20年的数量总和，而且在质量上也多为含有“目的基因”的优良遗传材料。

    事实上，我国在控制遗传资源的流失方面形势极为严峻，既有外患，也有内忧。

    人们保护意识的淡薄，导致野生稻、野生大豆等野生植物资源锐减，令人扼腕叹息；而我国某些植物研究机构的有关人员受私利驱使，主动将部分野生资源拱手送与国外，则更让专家们痛心疾首。

    在我国，很久以来，民间就流传着宁肯饿死娘，不动种子粮的说法。种子，不但是植物，也是一切生物繁殖、进化的根本。如何将我国有限的野生资源进行种的延续呢？

    目前，国际上保存作物种质资源比较流行的做法，主要依靠不断更新种子的发芽力，建立种质库。所谓种质库，就是主要用来保存植物种质资源的低温保存设施。

   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尽管我国并没有自己像样的种质库，但是农业科研人员，十分珍惜我国丰富的植物种子资源，不遗余力地展开了收集工作。为了保护我国的种质资源，农业科技人员上下求索，经历了艰难的漫漫旅程。

    董玉琛，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是我国著名的作物种质资源专家，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之一。

    董玉琛介绍：1958 年的时候，在我们国家开了一个大田作物品种会议，这个会上一共收集到了有50 种作物，有将近20万份材料。那么这么多的种子资源怎么办？

    为了保存这些地方品种，不断更新优良种子的发芽力，科研人员千方百计地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。

    在北方，一般每隔4-5年就将这些种子轮种一次；而在气温较高、种子容易发芽的南方，为了减少种植次数，科研人员因陋就简，创造了一些简易保存法。比如先把种子晾干然后一包一包地码在酒坛子里头，再封口保存。

    然而，从长远考虑，这些简易的做法已难以满足保存种质资源的需求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国家级种质库。

    1986年10 月，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部分资助下，国家种质库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落成，此后位于青海西宁的国家作物种质复份库，以及主要为小麦、棉花等设立的30多个专业库，也陆续建成。

    至 2009年底，国家种质库贮存的种质数量已达39万余份，长期保存的种质数量处于世界第一。

    千金易得，一种难求。

    保护种质，关乎国计民生；延续血脉，任重而道远。(中央电视台10套《探索.发现》栏目供本报专稿) (本文来源：大众网-大众日报 )